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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在第74届全国药品交易会前夕，由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国药励展、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促进会主办的2015年（第六届）医药战略峰会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以下为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的发言。
      近十年来，医药行业发展整体稳定向上，增长速度较快。截至2014年，医药产业药品生产收入总金额为2.45万亿，预计2015年将达2.7万亿左右。医药产业总量的飞速增长，奠定了其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但从2011年开始，医药产业增长速度逐年降低，从2011年的20%左右降到2015年的9%左右，这与整个国家经济的GDP走势大势趋同。医药工业各子行业表现不尽相同，出口表现也不甚理想，特别是诸多的因素导致化学原料药出口急剧下降。由于出口不畅，国内产能过剩更严重、竞争更激烈，加剧了整个医药产业的压力。同时，企业经济效益也不甚理想。2015年，全国各行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长为负增长。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带来财政收入的下降，显然医保投入不太可能继续保持大幅增长。
       如何理解李克强总理年初提出的“药价要下来、服务要上去、医保要保住”？医保要保住，必定要采取各种控费措施。整个经济下行、各种要素的紧张对于医药行业导致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将以增长幅度低幅度过。2015年12月1日，在由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主办的第六届医药战略峰会上，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在报告中指出，“面临这样的形势，就是要千方百计通过转型、升级来改变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没有积极的出路，永远不可能走出低谷。”
非改革无以抑制下滑
       针对当前的下滑局面，国务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为：抑制下滑。于明德提出，抑制下滑，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改革，非改革无以抑制下滑。
中央也已经在改革上大下工夫，本届峰会上，于明德会长给与会嘉宾举了两个政策实例。
       一是2015年9月1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文件》。此文件具体表达了三中全会的导向，更多地通过市场支配资源，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其中提到，“政府行为法治化”。举例来说，安徽省曾经出台文件，将8个不同意降价25%条件的企业开除出安徽市场。像这样的文件都是政府行为法治化需要整治的对象。文件中还提到，“经济行为市场化”。凡属市场行为，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要少干预。
     “逐步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这条也在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文件中再一次重申。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就是落实习主席提出的“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但是具体落实起来很艰难，多少年在不断地向中央逐步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靠拢。另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是“改革外商投资审批和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减少事前审批，增加和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督管理，“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转变”。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是TPP条约中签字国的共识，尽管我国现在还不属于TPP成员国，但作为出口大国、经济大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应该参与主导这个规则的制订。
      境外投资方面。在中央的督促下，今年年初发改委放宽境外投资限制为10亿美元以下，备案制。几个月后，中央在此改革的基础上改为一律实行备案制。这对民营企业利用国外资源发展中国医药产业，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第二个重要文件是《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这是一份具体落实十八大以来的所有精神的文件。
       负面清单就是政府自身要严加管理，“法无授权不可为”。近期国务院文件取消62项行政审批，其中有7项是关于医药行业的。中央大力改革政府部门对经济工作中的不必要约束，就是在简政放权，松绑经济。
转型升级，瞄准四个重要突破口。
       峰会上，于明德提出，医药行业转型升级有四个重要突破口、投资重点，企业可以按照以下四方面筛选。
       第一，走国际化道路。所谓国际化道路，就是用全球市场资源发展中国过剩的医药产业，当然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实现质量升级和保障体系升级。目前国内制造能力过剩50%以上，出口在哪里——面向全球市场。而现在国内有大概50多家制剂企业，80多个产品在FDA、欧盟等注册通过，这些企业的未来是不可限量的。
      第二，生物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近年来的发展很快，如肿瘤免疫细胞、单克隆抗体药物等治疗技术，新治疗技术的进展为行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中国有很多走在全球领先的先导型企业，也希望更多的企业关注生物医药的投资。
       第三，大健康产业。40号文提到了大健康产业的五个方面，其实大健康产业比五个方面还要多很多。 老百姓从生老病死，生命健康所需要的所有产品和服务都是大健康产业，未来我们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第四，互联网+。倘若互联网处方药销售放开，互联网+医药流通，那么很可能给流通环节带来颠覆性变化，互联网效率高，成本低，很可能在降费增效上看到成果。
       新政策，有大势所趋，也有尚存争议
       本届峰会上，于明德会长围绕最近的政策热点，与大家分享了最新的四个政策。尽管有些政策尚未出台，有些政策已是大势所趋，有些政策尚存争议，但从新政策中，也能嗅出国家改革步伐的推进。
1、《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2015-44号文件：
       44号文向着有利于产业发展、有利于人民全国用药有效的目标，用改革的思维去突破问题。文件中谈到了很多具体内容，其中提到“允许国外新药多中心临床及数据共享申报”。人民大众可以在第一时间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创新给人民带来的福祉。另外，药监局自加压力，两万多件积压要在两年期间内全部完成审核，十分不容易。
2、药品互联网交易：
       处方药互联网交易规划尚未出台。放开管制是大势所趋，将大大促进药品交易低成本、高效率。此文件通过反复论证，存在问题是清晰的，存在的风险点也是清晰的。但从收益和风险来比，我们认为应该选择放开，也一直建议药监局要更深入调查研究，早日出台互联网交易管理办法。
3、关于药品价格改革：
       药品价格改革是医改以来最重要的改革。发改委把药品价格交给了市场，实践证明市场可以支配，市场可以做得更好。如果相关部门再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国务院、中央两个文件去做，政府行为法治化、经济行为市场化，改革将会更好。
4、关于《制定医保支付标准》2015.9：
       这是最具争议的文件。什么时候出台，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认为，征求意见稿在两点上有失偏颇，首先就是文件中提到的“按不同企业生产的药品分别制定支付标准”。部分人认为，相同通用名不同商品名的产品质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承认，质量的确存在差异，但是药品的质量、价格、服务、信誉是市场竞争四大要素，应交给市场选择。
      另外，“引入同品种不同规格剂型差比价、其他地区价格参考、同类价格比较、药物经济学评价等因素和办法，对支付标准进行修正”，听起来似乎都对，其实也是有商榷的地方。在没有明确的政策和规则的情况下，如何支付，如何参考，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